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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俭到近乎“抠门”却慷慨地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全数捐给学校；初心不改，捧着一颗红心，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身居高位而严于律己，不为自己及亲友谋任何私利；不拘一格降人才，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任何文字在形容中科院院士卢永根上都略显单薄。5月30日，广东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卢永根院士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卢永根培养的第三个博士生刘向东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书记张展基及卢永根二十余年的秘书赵杏娟等人在报告会上分享了他们眼中的卢永根，向大家报告了卢永根“一心向党”、“一生爱国”、“一身正气”、“一世节俭”如“一盏明灯”的不平凡人生。
师承丁颖院士，视植物遗传学为终身事业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两校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丁颖任院长，卢永根是首届学生。丁颖比卢永根年长40多岁，但丁颖与卢永根的“忘年交”一直是学界佳话：丁颖是卢永根的恩师，是他学术上的领路人；“华南农业大学一门三院士”：丁颖、卢永根及刘耀光，师徒相传，在植物遗传学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优良传统得以传承。
卢永根传承了丁颖留下的7000多份的稻种资源（“丁氏稻种资源”），并带领团队继续收集，特别广泛收集野生稻资源，将“丁氏稻种资源”扩充到1万多份，成为水稻遗传育种资源的重要宝库之一。刘向东回忆说，卢永根为了得到第一手的野生稻资源，和同事、研究生一起历经2年多时间，跑遍了广东、海南和江西的多个地方。由于野生稻生长的地方一般比较偏远，要么在山区，要么荒芜的沼泽地，收集十分困难。“有一次去广东佛冈一座山的山顶采野生稻，卢老师当时已是70多岁高龄。由于山上无路，布满荆棘。到半山腰，卢老师已体力不支，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后来我们学生只好扶着他慢慢往上爬，终于采到隔离比较好的宝贵野生稻。”此外，卢永根首次建立了我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从细胞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进一步印证了丁颖院士的论点。
1994年卢永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这一崇高的荣誉，卢永根归结为四个“归功于”：第一是归功于母校的教育；第二是归功于他的老师丁颖院士、赵善欢院士、蒲蛰龙教授、李鹏飞教授、范怀忠教授等老一辈科学家；第三是归功于在科研上与他密切合作的同事、助手和研究生；第四是归功于在事业上给他全部支持的夫人徐雪宾教授。
卢永根在自传中说道：要把教学科研工作看作是一种事业，当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终身奋斗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向东说，1987年卢永根有机会上调中央担任副部长级的职务，但他坚决地、恳切地推辞了，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水稻研究事业。
张展基介绍说，卢永根敢于担当，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1987年，他顶住压力，破格晋升八名青年才俊，他们都成为政界、学界的优秀人才。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罗富和、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温思美、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华农原校长骆世明、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泰岭、航天工程育种专家梅曼彤和家畜育种专家杨关福。
“我1993年前往香港大学合作研究，当时经济还不太好，卢老师专门借钱和提供生活用品等。”刘向东说，卢永根把许多机会都让给年轻人，甘做人梯，比如当研究取得成果时，他总是让学生作第一作者。
880多万身家全捐设教育基金培养栋梁
在赵杏娟眼里，卢永根的生活极度节俭和朴素，平常走在路上，根本看不出来是个院士；学校开运动会给教工发的运动鞋，卢永根穿到脱胶，去修鞋摊补了几回，直到不能再穿才扔掉；用了几十年的旧书柜找木工翻新后又连续使用十年；装杂志和期刊的完好信封，取出期刊或者杂志后，保留起来继续利用。“如果信件是在校内交换投递的，他肯定是用旧的牛皮纸信封，在信封背面写上新收信人的信息，交换发出，每张纸他都要双面利用。”
让张展基感触颇深的是，1990年11月的一天下午，他打着雨伞走出校门，看到卢永根一手提着包，一手提着皮鞋冒雨往学校里跑，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到农学院工作后与卢永根聊起此事，“他说当时皮鞋是出国或特殊场合才穿的，他省里开完会，坐公交回到五山下雨了，皮鞋沾水容易坏。”
卢永根公私分明，绝不占公家便宜，他因私外出，基本上是坐公交、地铁出行；他会在办公室自备邮票，用来寄私人信件；出差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坐飞机也坚持坐经济舱；从来不用公家的钱请客吃饭，包括请研究生吃饭，都是他自己私人付款。”卢永根给自己立下“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的“四个一点”的规矩，坚持不在待遇上搞特殊，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卢永根刚上任校长时，一位做工程的亲戚来“走后门”被他骂了回去，周末又回老家花都找亲戚们开会表明态度，说只要他在华农一天，就一天不要进华农的大门，不要想在华农做工程。
2017年3月，卢永根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他们的毕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给学校，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华农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忠诚于教学科研的青年优秀教师，资助邀请农业领域国内外知名科学家来校讲学。
“对于熟悉卢永根院士的人来说，他的捐款行为，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张展基说：“卢院士的唯一的女儿曾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当时写信向父母提出借8万元，但是他们回了一封信说：你已长大成人，我相信你碰到什么困难都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分钱都没给女儿。”
“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这位有着近70年党龄的老党员，曾无数次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一帆风顺的日子，还是身处逆境的时刻，始终坚信，要把一生献给党和祖国！
赵杏娟表示，卢永根把880多万元的积蓄捐出来设立教育基金，“一是因为他一贯的家国情怀，二是因为他对教育的期盼，他说教育可以让更多的人成为有用之才，将来报效祖国。”2015年5月6日，卢永根将其兄弟二人共有的两家商铺赠予花都罗洞小学，作为该校的永久校产，其全部收益用于设立以他父母姓名命名的“卢国棉·梁爱莲伉俪基金”，进行奖教奖学。卢永根在捐赠仪式上表示，“教育是强国之本，一个国家要强大就要读书，要办教育。希望家乡子弟努力读书，成为国家有用之人，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
忠党爱国，成立病房临时党支部
1949年8月，年仅18岁、已在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和教育的卢永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入党誓词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中，后来还影响了丁颖院士，1956年，68岁高龄的丁颖院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广州地区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卢永根作为一名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党员，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人世间的坎坎坷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曾在给学生做报告时说：“我坚信，是中国共产党指引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卢永根曾三次出国探亲和访问，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试图说服他留下来，他都坚决拒绝了。他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位美国移民局官员曾问他：“你具备移民条件，为什么还要留在中国？”他回答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他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卢永根看来，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扎根祖国。“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我们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各种渠道掌握国外的发展动态，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短期访问、共同合作科研等，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照样能出成果，关键是要努力去开拓和争取。”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每个出国的学生都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又红又专。他培养的学生出国后绝大多数都回国服务，并在国内取得好成绩，当中就有2017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耀光，当年受教于卢永根，到日本留学，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多年，生活优越。但在卢永根的书信邀请和感召下，他于1996年回到华农，潜心科研，大有建树。
2017年2月，在医院住院治疗的卢永根院士委托赵杏娟找到张展基，向农学院党委提出申请，建议成立临时党支部，让他能按时交党费、过组织生活。得到批准后，当年3月，由卢永根、其夫人徐雪宾、赵杏娟和张展基、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党务干事六人组成了“卢永根院士病房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他们每月定期到医院，与卢永根一起过组织生活，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学校发展的最新动态带到病床前，卢永根每次都认真学习、精心准备，积极发言。
张展基回忆道，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第3天，“卢永根院士病房临时党支部”开展了“学习讨论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当时卢永根的身体非常虚弱，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连水杯都无法握住，但仍然坚持全程参与了学习和讨论。卢永根说：“听完习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作为一名老党员，再次找到了自己在解放初期所感受到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热火朝天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爱国语录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学成归国为中国服务显得太狭隘，不如留在外国工作为全人类服务。’的说法无非是为自己待在国外制造借口，给利己主义的灵魂贴金，连为养育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服务都不愿意，还奢谈什么为全人类服务？”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亦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一样，点燃你们心扉中的爱国主义火焰，并迸发出热情，去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科学工作者不能只埋头业务而不问政治。我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自已的工作同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推动自己工作的动力。”
——卢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