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丁颖（1888-1964）男，字君颖，号竹铭，广东高州人，农学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农业高等教育先驱。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和农学院院长。解放后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务。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之后相继当选为前民主德国“柏林德国农业科学院”、前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曾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广东省科协主席。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丁颖在稻种质资源收集、稻种起源、演变、分类、稻作区域划分、杂交育种、地方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代表作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演变》和《纯粹科学的农学观》，被誉为“中国稻作学之父”。共发表论文140余篇（含合著），主持选育出水稻优良品种60余个，其中“中山1号” 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把普通野生稻的血缘导入栽培稻。

立志“科学救国”，三赴日本学习深造

　　1888年11月丁颖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普通农民家庭。其父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根源在于没有文化，便决心借债送子求学，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并立志“科学救国”。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后，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12年丁颖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中国学生运动而上街游行示威，但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此时的丁颖在气愤之余，已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并先后于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丁颖深感不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时年36岁的丁颖获学士学位。为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年。

自筹经费，为科研奋不顾身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东江、北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新中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毅然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三十载定一文，年过古稀亲身下田

　　丁颖治学严谨，毕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他写文章均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他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10次修改后交稿，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得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并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年他已是75岁老人，依然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

农林路曾为试验田，“中山一号”创成功先例

　　广州的农林下路已成为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许会偶然想想这条路名的来由，但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处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旺地会与“农”、“林”有什么联系。

　　上世纪20年代，这里属广州东郊，位于农林路、犀牛路西侧石马岗有一所名叫“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改名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以东则有个“第一农场”，是连片的田野、树林和沼泽。丁颖在1924年回国后，经学者黄枯桐介绍，进入“农专”任教。同年11月其改称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丁颖任农艺系教授。而不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再改名国立中山大学。

　　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他与青年教师谢申在这里辟出一亩多的试验田，并进行水稻的肥效等试验。1926年，丁颖在犀牛路末端的水塘里发现一棵野生水稻，这激发了他研究中国水稻起源的兴趣，他把这棵命名为“犀牛尾”的野稻种子收获播种观察，并与栽培稻杂交，经8年反复筛选后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号”，创下了世界上首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

奉献毕生,成“中国稻作学之父”

　　1956年，68岁的丁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

　　丁颖教授毕生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达40 余年，1926年他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1933年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论证了中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

　　他长期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稻种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1936年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极大关注。他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他还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开展品种选育和繁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被周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录取，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过清茶淡饭的生活。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他一生简朴，克己奉公，被周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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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丁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