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科技楼第五层的过道上，常常有一位着装朴素的教授，一边走路一边低头思考。这是谭健韬眼中的导师刘耀光，“他会想实验想到忘我，我们都知道他在思考，所以也不会去打扰他。”
谭健韬口中的导师形象让我们想起第一次与刘耀光见面的时候（见582期校报2版专访《刘耀光：我真的很感谢邓小平》），他坐在电脑桌前背对着办公室门口，听到敲门声后应声招呼我们坐下，又紧接着注视电脑，噼里啪啦地敲打电脑键盘，这样大概持续了两分钟，也让人有一种不忍打扰的感觉。
今年11月28日，刘耀光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了华南农业大学培养的第十二位院士。当光荣盛大的院士聘书颁发仪式在北京召开时，他却搭乘早已定好的飞机南下澳洲访学。在谭健韬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刘老师主要是关心实验。仪式与学术之间，他会选择去参加学术会议。”
◎科研探索：向世界给出一个中国的答案
20多年来，刘耀光在学术科研的路上不曾停止过步伐。在我国水稻育种应用上领先、但理论基础被国外超越的尴尬局面下，他选择并坚持以中国农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杂交稻的育性控制作为研究方向。
袁隆平成功创新三系杂交育种技术，使得水稻产量有大幅提高。这其中，杂交稻不育系的不育性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外遗传学家一直在寻找不育基因，刘耀光也专注于研究这个课题，“不仅要利用实用性的不育基因，还要从科学上解释不育基因的工作原理，这就是我要主攻的方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不时低头摩挲着手里的一撮水稻，眼角上扬，眉目间满含笑意和慈爱。
刘耀光把科研成果的这一发现，比作是自己的孩子的诞生。他说，自己“非常喜欢做实验”：“我对科学有兴趣，研究时碰到困难就会想办法一点点去解决它。”刘耀光早年的学生、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珠江学者”特聘教授陈乐天坦言：“我最终能够走上科研这条路，也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真正感受到了刘老师科学的精神和探索的快乐，所以我才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刘耀光一谈到科研就会滔滔不绝：“目前，我们课题组已经解决了作物遗传育种中育性控制的基础理论问题，为杂交水稻遗传育种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在研究期间，我们不仅为育种单位提供了有价值的育种材料，培育优良的水稻品种，而且将自主开发的生物技术平台免费向全世界各个实验室开放。其中，关于基因编辑的技术平台和软件应用十分广泛：全世界里使用该硬件的实验室超过500个，而软件平台的访问量每月4000至7000次。”
如今，谈起植物育性研究领域，人们自然就想起刘耀光。这位发表论文被总引用5600余次的“高被引学者”，在植物育性的研究答卷上，他向全世界给出了一个中国的答案，同时也是一个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答案。但他谦虚地说：“科学是无止境的，现在的成绩也是阶段性的。我能得到现在的成就，非常感谢学校和各界同行的帮助。”
◎母校情结：“华农是我最好的选择”
刘耀光与华农的缘分要从40年前说起。
1977年，刘耀光参加了中断12年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场高考，并被华南农学院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录取。尽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工作，30岁那年，他重回母校，再次踏入华农的大门，师从卢永根教授，成为了一名硕士研究生。
凭着优异的成绩，刘耀光有幸成为教育部第四批出国研究生中的一位，于1985年被选派至日本香川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随后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在三井植物技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刘耀光一直与卢永根保持书信来往，卢永根一直在书信中向他介绍中国的科研现状，常常鼓励他回国。
1996年的中国，无论是设备条件还是经费条件上，都远不如日本的水平，资薪更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可以比较的。但刘耀光“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比较哪个待遇更好”，毅然选择了回国。他只拿了5000块的安家费，一心想着“做自己国家的事业”。
尽管当时的条件刻苦，但为了做科研，卢永根带领学生们建立了一个遗传工程研究室。“虽然条件不如国外的，但有基本的研究条件和经费支持，那时候梅曼彤教授是实验室的主任，给了我很多帮助。”刘耀光回忆道。
当被问起“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回到华农？”时，刘耀光的回答不假思索而坚定，原本平静的语气显得些许激动：“华农是我的母校，导师也在华农，回国回华农对于我而言并不是选择，华农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刘耀光当初“做自己国家的事业”的心愿实现了——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水稻方面的基础研究水平已超越了曾经这一领域的龙头国家日本。回望往事，刘耀光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感慨道：“这么多年来，华农对我的支持很大，不单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的支持，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一门三院士：丁颖精神薪火相传
刘耀光成功当选为院士的同时，也成就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在水稻研究领域，丁、卢、刘师徒三代华农人先后当选院士。1955年，水稻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丁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丁颖的学生卢永根保存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野生水稻基因库，在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4年后，卢永根的学生刘耀光在杂交水稻的育性研究上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外界对此津津乐道，而刘耀光谈及此时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有幸能够得到先辈的教诲，也希望自己能够作为接力棒，把薪火传下去。”当他的学生祝贺他当选院士时，他对学生们说：“有了第三代，就肯定会有第四代、第五代！” 谭健韬相信，这是刘耀光对他们的期望。
对于学生，刘耀光对自己的要求是“言传身教，教给学生踏踏实实的治学作风”。“要不就在办公室看文献，要不就是指导学生的实验，或者是出差”是刘耀光工作的三种主要状态。已在科研领域深耕多年的刘耀光带教学生时亦从不马虎，要求同样严格。学生的具体课题从计划到实施，他都会详细了解，指导得十分仔细。陈乐天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早期实验室里只有几个学生，刘耀光对每个学生都是手把手地指导，“电泳分离回收DNA片段时，他会用心到抓住你的手来教，细致到应该在凝胶的哪个地方切，怎么切。”
在刘耀光看来，“一门三院士”不仅意味着研究内容、材料的传承，更意味着丁颖精神的传承：“正如卢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的，丁颖精神强调对待科学的严谨坚持，不能摆花架子，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开展科学研究。”卢永根教授在科研作风上的严谨、在生活作风上的简朴与捐赠毕生积蓄的事迹深深地影响和激励了刘耀光，“卢老师奉献精神、回报社会的精神对我激励非常大。卢老师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我生活和学风方面的楷模。”
丁颖精神薪火相传，代代相继，不曾停息。尽管年纪越来越大，但刘耀光始终手握水稻，心念国家：“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要靠自己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如今随着耕地逐渐减少，更加需要进一步促进水稻的高产与稳产，遗传性状的改良永远是一种牵引力。我们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当前，分子育种就像百米赛跑，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产量的难度也将增大。怎么进一步提高产量，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中国的粮食问题的解决起到促进作用。”
